原标题：深度丨金融干部赴任地方：肩负强监管、防风险、服务经济发展重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欣 见习记者程维妙 实习生高怡乐 北京报道
拥有“金融副省长”的省份版图再添一块！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金融监管局原局长王俊寿出任湖南副省长引起业内关注。这是继今年年初，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李钧出任陕西省副省长以来的第二位“金融副省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8月12日，已有27个省份（包括直辖市）拥有30位出身金融监管或金融业的副省级干部，若计算上市一级干部，则总人数要接近50人。高学历、专业化、具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是其群像特征。
金融干部赴任地方，最早可追溯至2012年，彼时仅有极少数金融系统官员被调任地方。2018年至2021年，各地密集迎来金融干部担任副省级要职。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监管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出重拳整治不断聚集的地方债风险、民间非法集资等互联网金融风险。因此，化解债务风险、压实地方金融监管是该阶段金融背景干部们的核心任务。
2022年以后，这种调任节奏趋缓。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2023年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后，赴任地方的金融大员们肩负了新的职能，数位兼任省金融委/金融工委的职务。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要求，赴任地方的金融干部们还要肩负起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央地协同、助力建设金融强国的新使命。
调任节奏：从个别到密集到常态化
本文讨论的赴任地方的金融大员，普遍指重点分管国资、财政以及金融等相关部门领导干部，主要是指来自金融监管系统、财政系统、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担任省级、直辖市的地方大员的人士。
金融干部赴任地方，最早可追溯至2012年。2012年至2016年间，几乎没有调任的金融副省级及以上官员。直至2016年至2017年间，江苏、四川、重庆、云南、广西陆续任命了来自金融系统的副省长。
2018年至2021年，金融干部地方任职的调任节奏密集。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这期间共有19位“金融副省长”，占整个统计样本超五成，其中2018年和2019年调任人数最多和次多，分别是8人和7人。
2022年以来，调任节奏逐渐趋缓，回归2016年至2017年每年2、3人的常态化节奏。具体而言，2022年金融系统共输出2位副省长，2023年金融系统共计输出3位副省长。2024年至今，金融系统共计输出2位副省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李钧出任陕西省副省长；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金融监管局原局长王俊寿调任湖南副省长。
这些出身于金融系统被调任的地方大员任期结束后的去向，也为大众所关注，一般而言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是回归金融机构后继续被重用。一般路径为：该人士从大行副行长，走向“金融副省长”，两到三年后，成为大行董事长、行长或集团董事长，少部分人进入金融监管系统担负重任。
第二种是继续从政，且升任省委常委，主政一方。比如，山东省、安徽省部分领导就有丰富的银保从业经验。
群像描摹
什么样的金融人才会被选中？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的履历来看，他们是金融系统内学历高、经验丰富的代表。
他们多数是从财政系统、国有大行、金融监管系统等的相应级别的干部调任而来，集中于50—55岁，以“65后”、“70后”居多。近八成金融副省级干部最高学历为博士水平，他们中大多数毕业于国内顶尖院校或优秀财经院校，所攻读专业主要是经济金融类、管理学专业。因为出类拔萃，他们大多仕途畅通，35岁之前基本跻身处级干部，45岁基本达到正厅级干部级别。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湖南、浙江、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金融副省级干部主要由金融监管总局、央行、证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的干部转任。江苏、山东、福建、四川、河北、天津、吉林、贵州等省份的金融副省级干部主要来自国有银行的副行长。
这其中，兼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者从业经历的金融副省级干部较为罕见。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比如“70后”的王俊寿符合这一标准。
刚履新的湖南省副省长王俊寿是近十年来第二位出身于金融监管系统的“金融副省长”，亦是十年来首位直接调任副省长的金监系统干部。早年间，王俊寿曾在天津科技城市信用社、天津城市合作银行、天津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2006年8月，王俊寿转而就职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在海南银监局、天津银监局、银监会办公厅任职。2018年11月，王俊寿任山东银保监局任党委书记、局长，2021年12月任上海银保监局任党委书记、局长。2023年金监总局派出机构上海监管局挂牌后，王俊寿继续担任局长一职。
为何一度密集调整？
2018年—2021年，金融机构密集输出赴任地方的大员，这背后的原因何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彼时伴随实体经济增速放缓，我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金融业内部的资金空转严重，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高企。地方层面，隐性债务不断膨胀，债券违约、P2P乱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协调处置能力。这些问题亟待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才参与处理。
“（金融背景的官员赴任地方）更重要的是传递金融理念，让政府班子成员们都熟悉金融、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一位曾在县级市主管金融事务的副市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之前一些地方投资效率低，就是因为存在“垒大户”现象，一窝蜂地给同一个企业或产业投资，产能过剩后又直接将企业拉入高风险名单，停止贷款。而金融有发现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地方政府需要更多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至2021年金融官员向地方的密集输出也与金融监管改革密切相关。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威性、有效性，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会议同时提出，“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协调金融资源和资金是短期内债务风险缓释化解最直接的方式。”民生证券分析师谭逸鸣强调。他表示，一方面，化险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统筹，尤其是地方政府高级别领导的资源协调。金融副职干部通常分管财政、国资等部门，能够在防范和推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金融出身的干部可以充分利用此前金融工作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帮助政府深化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为地方政府和城投企业引入更多金融活水，助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从实际情况来看，金融出身的干部们分管领域并非只有金融，不少人还兼管财政、投资、商务、科技、外贸方面，这就能更好地统筹并协调资源。前述县级市主管金融事务的原副市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他在任的三年间该市成立了风险化解小组，将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商业银行行长等都“拉进来”，定期召集银企开沟通会。对资金周转暂时出现困难的企业进行贷款贴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肩负复杂而艰巨的新任务
2022年以来，虽然金融干部地方任职的调任节奏回归常态化，但他们面临的任务可能更加复杂而艰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金融出身的副省级干部们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纽带，既要回应本省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又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推进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和金融改革。当前监管转变服务理念，金融副省长要深入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是金融现阶段工作重点。
2022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包括《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共六个方面33项措施。华东地区一家城商行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国务院出台稳经济33条政策时，恰逢该地主管金融的领导履新不久，“（他）快速地向我们收集问题，并将33条细化到70条推动落实。”
2023年3月，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提出，“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
上述改革启动后，各省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陆续更名为“地方金融管理局”，并陆续成立省级金融委和金融工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机构改革中，在任的金融副省长们亦肩负了新的职能，有数位兼任省金融委/金融工委的职务。比如，辽宁副省长张立林和山西常务副省长吴伟分别兼任当地省委金融办主任和省委金融工委书记，内蒙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兼任区金融工委书记，广东副省长张新兼任省金融委副主任、省金融工委书记和省委金融办主任三职于一身，江苏副省长马欣兼任省金融办主任，河南省副省长张敏和海南省副省长陈怀宇，则分别兼任当地省委金融办主任和省金融工委书记。
前述城商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所在地主管金融的副省长已擢升为常务副省长，直管金融工委，以及地方发改委、财政、税务、生态环境局等多个部门。今年该地重点工作中，该常务副省长分解承担近40项任务，包括年底前完成的GDP增长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实现正增长、支持更多“专精特新”优质企业上市、建立畅通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务实交流机制等。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要深化金融改革，稳妥有序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对于身兼金融办或金融工委职务的金融干部们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还要肩负起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央地协同、助力建设金融强国的新使命。在多地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宣讲会上，主管金融的领导提出，地方金融体系要继续做好强化监管、防范风险、服务发展等方面工作。
展望未来，如何让“金融干部履职地方”模式发挥更大作用？此前原市长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可以适当延长金融干部们的任职期、进一步扩大“金融副市长”覆盖面、选取更多元化的金融人才等，“目前一些挂职金融副市长的期限是2年，可以根据当地需求延长到3-5年。另外，来自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的干部比较多，银行主要提供间接融资，也希望能更多看到来自证券公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人才，类型更丰富些。”
（本报记者边万莉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