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尧帝居于何处？90多岁的知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曾撰文说，联系到“尧都平阳”、“平阳在临汾”的记载和前已提到的距临汾不远的襄汾陶寺遗址一系列重大发现，“尧居平阳”，“平阳在临汾”，尧时的平阳就是陶寺遗址，自然便成为学者们苦苦寻觅的尧都的首选之地。
近日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的通知。据悉，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工程、陶寺农耕文明展示中心、环境整治工程及园区道路等。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约3900年至43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2017年12月，山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澎湃新闻了解到，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的主要任务是按照《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指导推进近、中期各项任务；协调解决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形成支持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意见。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研究解决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项目资金、土地指标、文物保护利用、文物考古专业力量等方面问题。
据悉，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自成立起，运行至2027年底。而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工程、陶寺农耕文明展示中心、环境整治工程及园区道路等。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约3900年至43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比河南二里头文化还早约500年，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可以追溯到1978年，考古工作者经过40多年、三大阶段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巨型城址，内部有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区和祭祀区、庶民居住区等，表明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2017年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三批1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32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山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3年8月，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汇报会召开。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专班的通知
在中国文化报发表的一篇题为《陶寺遗址迈进保护利用新时代》的文中提到：2018年以来，襄汾县分年度实施了一系列文物本体保护展示项目、遗址公园旅游服务设施及道路项目等。目前，陶寺遗址博物馆已完成主体建设，正在进行馆内展陈设计和布展等工作；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工程已完成服务节点、观象台考古天文馆主体工程等设施建设；先后投入3亿多元，建成全长21.32公里的旅游公路，为陶寺遗址的全面开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文博山西”报道，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樊晓民透露，陶寺遗址博物馆预计在2024年对外开放。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陶寺遗址博物馆、陶寺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展示工程、陶寺农耕文明展示中心、环境整治工程及园区道路等。
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主任苏毅忠此前介绍，作为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单位，临汾市陶寺遗址发展中心将对标全国一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标准，稳步、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作，力争2025年实现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
除了陶寺考古遗址公园，山西还有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和蒲津渡与蒲州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截止目前，我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55家，立项80家。
延伸阅读：
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
文/李伯谦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是一处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大型遗址。在夏鼐、苏秉琦两位先生的关怀下，从1978年开始发掘以来迄未停止，至今己有近40年的历史。
通过张彦煌、解希恭、徐殿魁、高天麟、张岱海、高伟、梁星彭、李健民和何驽、高江涛等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遗址的年代、规模、内涵已基本清楚，并发现和发掘出了早、中、晚期，大、中、小不等的夯土城址、大型宫殿基址、观象台址、仓储区、手工业区，出土了陶鼓、石磬、铜铃、彩绘龙盘、玉琮、圭尺等礼仪用器，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更成为2004年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期已经结束，五期即将开始。那么，作为探源工程重要研究对象的陶寺遗址，究竟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性质如何、又是什么人留下的遗存呢？我想，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
要想了解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我认为是要将陶寺遗址放在更为广大的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从大约距今6000年前开始出现社会复杂化，大体经历了古囯——王国——帝国三个阶段。我提交2010年在台北召开的“东亚考古学的再思——纪念张光直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对此已有说明和论证。
“古国”一词为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1985年10月13日，苏先生在辽宁兴城所作的《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报告中说“古国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他心目中的辽西古国就是红山文化中以坛、庙、冢为代表的凌源牛河梁遗址。类似这样的遗存，在中原地区有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遗址，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大汶口遗址，在长江下游有崧泽文化的张家港东山村遗址，长江中、下游之交有类似崧泽文化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长江中游有屈家岭文化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
这类遗存中，除牛河梁遗址大型冢墓中仅见装饰类和宗教祭祀类玉器而未见象征军权的玉石戚、钺之类的兵器，其他遗址或者装饰类、宗教祭祀类和象征军权的兵器类玉石器伴出，或者像西坡大墓那样仅见象征军权的玉钺兵器一种，表明初期王权已经产生。
关于这类“古国”的社会形态，苏先生未曾明言，而只说它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怎样理解苏先生关于“古国”的定义？我觉得它既不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也尚未进入社会分化对立严重、部族之间战争频仍、个人权力凸显的科学意义上的“国家”阶段，还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国家社会的过渡状态，和西方学术界所谓的“酋邦”基本相当，这个阶段大体处在距今5800～4500年时间段之内。
王国，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方国”，是1994年1月苏先生为“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所写的《国家起源与民族传统（提纲）》中首先使用的。他说我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到帝国”。当时他举出的方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所谓原始长城（石城子）。这显然是从区域角度对因个人强制性权力的膨胀而发展为高于“古国”的政治实体的概括。我将方国称为王国，是想强调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的主导和决定作用。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在长江下游，晚于崧泽文化的良渚文化率先进入了王国阶段，良渚遗址发现的有三道城墙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北面高低多道防洪拦水坝、贯通城内外的水道和码头遗迹、仓储遗迹、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群、祭坛、贵族大墓、数量庞大的玉石钺和刻有神徽的琮、璧等宗教用器及刻符，无不彰显出良渚王国的富足、强盛和高高在上的权力。
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继仰韶文化之后兴起的中原龙山文化，较良渚文化略晚，也开始进入了王国阶段，其最早形成的、各项条件最为具备也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就是陶寺遗址。
前面我们已扼要提到了陶寺遗址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这在2006年出版的由解希恭主编的《襄汾陶寺遗址研究》一书和近十年来散见于《考古》、相关会议论文集及其他杂志上有关陶寺遗址的报导和研究文章，对此都有详细的介绍。
对照我在2010年“新密聚落考古研讨会”上发言提出的关于文明形成的十条判断标准可以看出，陶寺遗址是在聚落分化基础上出现的特大型聚落；陶寺遗址已出现了城壕和城墙等防御设施；陶寺遗址建造有像观象台这样的大型宗教礼仪建筑；陶寺遗址存在贵族与平民墓葬的分化，出现了特设的高等级贵族墓地；陶寺遗址出现了手工业内部分工和专业的手工业作坊区及集中成片的仓储区；陶寺遗址出现了以玉钺、玉戚为代表的专门武器；陶寺遗址出土陶器上出现了朱书文字；陶寺遗址发现了铜铃、铜齿轮形器等铜器；陶寺遗址发现有双耳彩绘罐、大型Z形厨刀、玉琮、玉神面、扁腹陶罐、蛋形陶瓮等来自北、西、东、南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总之，陶寺遗址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王国都城的面貌，我们说陶寺遗址是目前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最大的王国是可以成立的、有充分根据的。
那么，它的主人究竟是谁，它究竟是古代那个族团留下的遗存呢？中国是史学大国，留下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先秦时期的经、史、子、集，秦以后历朝历代官修的正史，民间修的野史，此外尚有各种方志、私人笔记、谱谍、卜筮之书，其中不少涉及到人类起源、文化起源、文明起源等远古历史问题。当然，最初只是口耳相传的传说，创制文字之后，才有了文献记载。
在其传承过程中，难免有误记、漏记，掺杂进去传写者自己的臆说和杜撰成分，致使真假难辨。但正如尹达同志在《史前研究》创刊号所写的《衷心的愿望》一文中所指出的，“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我们能不能因此而对祖国的远古社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这就成为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
“从地望上，从绝对年代上，从不同文化遗存的差异上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杀。”我们的任务，恰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可信性研究，剔除其中掺杂的荒诞不经成分，与考古结合综合分析，以判定其是否可信。面对这些浩如烟海的遗产，完全信以为真，全盘照搬，当然不对；但一概否定，不管不问，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回顾中国考古学史便可知道，正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开始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及其大批甲骨卜辞、大规模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和庄重典雅的青铜器群的发现，才使原认为是传说的商后期历史变成信史；正是1952年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发现和1955年开始的郑州商城的发掘研究，及推断郑州商城为商汤所建亳都，才将商代史从商后期提早到商早期。
郑州商城性质的确定，为往前追索夏文化找到了起点，通过几十年发掘研究，如今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新密新砦期遗存为“后羿代夏”时期遗存、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夏代早期文化、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大城为“禹都阳城”的认识已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同。在对文献记载可信性研究基础上，循着以文献为线索、以考古发现为根据，从已知推未知的研究路线，学者们自然会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纳入探索尧都的视野。
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
尧为文献中提到的五帝之一。关于尧的居地，文献中有多种说法，“河北顺平”、“山东青州”、“江苏金湖”、“江苏宝应”、“湖南攸县”、“四川尧坝”、“山西平阳”，不一而足。在文献记载中，尧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一带的中原地区，所谓江苏、湖南、四川诸说均在长江流域甚或更远，已超出尧部落可能的活动地域，是根本不可能的。余下山东、河北、山西三说中，以山西说的文献最多、最集中，次为河北，最少的是山东。
从传说尧时期的文化分布格局看，山东属于东夷部族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而尧部落属于中原华夏部族系统，其文化当与中原龙山文化及其前身仰韶文化有关，因此亦可排除。河北、山西一山之隔，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尧部落曾辗转来往山西、河北两省地域，是可能的。但联系到“尧都平阳”、“平阳在临汾”的记载和前已提到的距临汾不远的襄汾陶寺遗址一系列重大发现，“尧居平阳”，“平阳在临汾”，尧时的平阳就是陶寺遗址，自然便成为学者们苦苦寻觅的尧都的首选之地。
对此我表示认同，认为推定其为尧都比否定其为尧都有更充分的理由。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晚出，缺乏当时的实录，考古发现也仅是当时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很小的一部分，在其为何人所都、哪个国族所都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对文献需进行继续研究，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也需持续进行。但无论如何，陶寺遗址是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地，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占有重要地位，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摘选自考古学家李伯谦发表在《华夏考古》2015年04期）
